杨舟平 | 彬县大佛寺随记
戊戌年（2018年）立秋过后的一个周末，为避暑我来到了彬州大佛寺游览。
彬州是一个新成立的距今不满一岁的县级市，201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彬县，设立县级彬州市。自然，以前的彬县大佛寺就成彬州大佛寺了。其实稍稍翻阅古文献：彬县历史上最早叫豳(bin)州，属雍州秦地。唐开元13年（公元725年），改豳州为邠（bin）州，治所在今彬县，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永寿四县地。中华民国2年（1913年）废州设邠县，属关中道。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邠县改为彬县，由咸阳市代管至今。
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本来是奔彬县花果山水帘洞去的，在家酷暑难耐，想必水帘洞定是一清凉所在，而此水帘洞也是因为小说《西游记》有了名气：唐僧取经，沿着古丝绸之路西行，彬县水帘洞花果山是必经之路。我想明代长安县丞吴承恩当年创作《西游记》时肯定是去过彬县水帘洞的，所以才会写得惟妙惟肖，令人难以释怀。真是“看景不如听景”，到了花果山脚下，所谓的水帘洞只不过是上下三层石窟，密密麻麻，远看当然很有一番气势了，登上去才发现洞里根本没有水，看到一组唐僧师徒四人的塑像，显然是现代作品，与《西游记》小说中描绘的、电视剧《西游记》展示的水帘洞景色大相径庭，也无明显的凉爽之感，上下台阶又陡又窄，我气喘吁吁又汗湿衫背，遂匆匆出洞。虽是立秋时节，但山上无一丝凉意，我们只好驱车下山。
看大佛寺当然也在我的行程中，因为我对佛教只知皮毛，所以就将大佛寺放在第二天游览。
彬州大佛寺光这两个头衔你就知道她的价值和知名度了：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佛寺石窟位于彬州市城西40公里的清凉山下，为唐贞观2年（公元628年）所建，原名应福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抗击薛举薛仁皋大战中阵亡将士应福所建，故名应福寺。北宋仁宗黄帝为其养母刘太后举国庆寿时，改名庆寿寺。人们因其佛像高大雄伟，从明景泰年间俗称大佛寺并沿用，此后历代多有重修。
全寺因山起刹，依崖凿窟，雕石成像，共有107孔石窟，257个佛龛，大小造像1498尊，错落有致地分布于40米长的东西向立体崖面上。分为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龛四部分，其唐代石胎泥彩雕塑大佛为整个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大佛窟也是全寺最大的石窟，大佛高20米、肩宽13米、手指4.5米、指长2米。宝石蓝螺髻护顶，秀眉慈目，两耳垂肩，金面方脸，慈祥威严；左手着膝，右手端举，掌心向外，无名指微微前屈；披衣袒胸，腰系佩带，跌坐于莲花台上，整个造型肃穆端庄，雄伟传神。在大佛像神圣的身后光环表面，刻着火焰纹、花卉和卷草图案，其中还穿插了众多的飞天伎乐和坐佛形像的浮雕，展现一派佛国世界里和谐、欢乐的气氛，大佛之高大神韵足以震撼你的视角，这一切绝不亚于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大佛的神态气象，自然是中原文化鼎盛时期唐代都城长安附近的重要佛教石窟寺，为长安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体现了石刻大佛艺术自西域东传及在关中地区的流行，被清代学者毕沅誉为“关中第一奇观”。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在1988年参观了大佛寺后，赞誉这处石窟群为我们推想大唐长安的佛教艺术提供了实物依据。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局长赞美大佛寺石窟造像“堪与巴黎圣母院媲美”。
彬州大佛寺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一盏璀璨明珠，是唐宋史、佛学史的真实写照。“大佛”在玄奘西行的第二年建成后，成为丝绸之路北道的地标，丝路商旅见到大佛，就知道长安近了，因此大佛寺与丝绸之路有密切的联系，是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实物宝库。
参观完大佛寺后，我一直在琢磨：很庆幸，郴州大佛寺在“文革”中基本未遭破坏，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完整地参拜、游览这一留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佛文化遗址，而我的家乡凤翔古城墙也建于唐朝，还有好多古迹如开元寺等，历经几十个朝代政权更替和世世代代家乡人的守护，巍然屹立一千多年，没有毁于战火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却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革命名义的人祸，这能不发人深思？能不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吗？
我也一直在寻思：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但在印度却衰落了，为什么在我国扎根、兴盛？直到现在也是信徒日增？这到底为什么？这当然是个很大的社会学课题，我寻访了好久，仍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印度的佛教徒大概只有200万，与印度13亿（2016统计13.26亿）人口之众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印度的国教是印度教，印度人多数是印度教徒，而不是佛教徒。由于伊斯兰教徒的入侵与战火彻底摧毁了印度的佛教基础，以至于印度的佛教远不如中国与东南亚昌盛。我国目前的佛教徒据不完全统计大概在一亿以上，中国五大宗教中，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为广泛。
古印度佛教传入我国，大约在西汉末年，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我国新疆再到内地。它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在此期间，佛教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如南朝梁武帝就是一个痴迷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每个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第三个时期为隋唐兴盛时期，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唐代接隋代之后，朝廷对佛教更加重视和利用，使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唐太宗曾经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刹，在都城长安大慈恩寺设立了译经院，延请国内外的高僧来到这里翻译佛经，宣化佛教。唐太宗如此重视佛教，大概与民间广为流传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有关，少林寺从此名扬天下，“俗家弟子”也在此时应运而生，人才辈出：最有名的俗家弟子古代如岳飞、武松、张三丰，近代如名将许世友等。唐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都开设了官寺，祈愿国泰民安。即使到了晚唐，佛教僧人也备受礼遇，皇帝对他们都赏赐有加。唐朝之后，佛教在中国开始逐渐衰落。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佛教在我国又兴盛起来，好多毁损的寺院、名刹得到重建和修复，僧众日益增多，佛文化得以有效传播。
佛教之所以在我国经久不衰，除统治阶级利用佛教教人向善、规范伦理、因果轮回等教义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外，普通民众信仰佛教也是一种心灵寄托和慰藉。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有极大的冲突，如“孝”概念的冲突，“孝”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我国是一个以孝立国的国度，如三纲五常，但佛教却提倡“出离与超脱”，这与中国传统伦理明显冲突。《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国人认为：佛教“剃度”是不孝的表现，是国人难以接受的。还有比如佛教提倡的不婚配和弃妻绝嗣，与我国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础格格不入，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
那么佛教是怎样化解与中土文化冲突的？佛教认为出家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普度众生，出小家而为大家，让天下人都能够孝顺父母，这是一种“大孝”的表现，非庶人之孝。只有入佛门，才能救渡父母，所以出家、不婚配都是一种大孝。更重要的是佛教“移孝为忠”，佛教不仅能辅助君主，还能劝喻百姓效忠国家。从孝父母到孝国，“孝”观念终于在佛教中确立起来，与中国传统观念逐渐融合：佛教越来越中国化，建立起了从伦理道德领域至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忠孝观念，从而巧妙地打破了儒、道等中国本土教派的围追堵截，统治阶级也正是看中了佛教“孝国”这一特点，加以发扬光大。普通民众则既想摆脱儒家积极入世的烦恼，又不想象道家那样的清净无为，佛教的超脱正好填补了老百姓这一纠结心理，再加上佛教也允许除出家僧尼外的“在家居士”信佛修行，可不断尘缘，生活依旧，但仍算佛家弟子，这就扩大了信众的范围，如只要做到皈依三宝（佛法僧）、奉行五戒（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持斋（每月在一定日子实行克己生活，如过午不食等）、居家八法（八种修行，如善知识具足、戒具足等，“具足”即圆满具备之意）等，都视为佛教徒，这些清规戒律，教人弃恶行善，还有益身心。于是，佛教逐渐在中国有了信徒，建了寺院。
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文化风土，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许多原则，做了大幅度的修正。佛教在印度作为婆罗门教的反对派和挑战方，不属于印度的主流文化，而且后来也无法与印度的多族群以及经常遭受外来力量入侵的那种文化土壤相匹配，所以逐渐消亡了。但在中国却有许多相适应的地方，中国比较单一的族群及大一统政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庇护力量。佛教的理性又恰恰与中国文化高度契合，佛教僧团的较强组织性也符合中国人讲秩序、规矩的特点，佛教反对铺张的祭祀仪式，提倡我心即我佛，这也符合中国人提倡简约、节俭的行为特征。佛家认为：人一生必须弃恶从善，清心寡欲，力戒“贪、嗔、痴”三毒，为他人着想，死后才能进入理想天国，今生只因造就来生之果。这一对彼岸世界理想的追求及贵生忘死的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宗教特有的终极关怀，这一点儒教、道教显然做不到，佛教在中国的昌盛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人总是要有信仰和情怀的，没有信仰可以，但至少要有情怀，有道是：“人若有情人不老”，否则和动物无异，就会屡屡做出超越人类底线的事，就会为了利益丧心病狂，丧尽天良，铤而走险。佛教在中国能够扎根，也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之幸事，这也说明人类文化是相通相融的，是无国界的。
可见，佛教传入我国后，由最初的排斥，到被统治阶级的利用，加上老百姓对现实不满需要宣泄的精神需要，佛教为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中国化改良、宣化，佛教徒不遗余力地吸纳信徒，官方的默许甚至支持，佛教在中国便逐渐兴盛、发达起来。可是，我国当今的许多佛教寺院却越来越背离佛教初衷，越来越商业化、欺诈化，越来越像集市，和尚越来越像商人，方丈越来越像老板、越来越富贵奢侈化，有些地方居然出现了承包寺院、建造寺庙捞钱的乱象，这是令人不齿的，是与佛教教义背道而驰的，是亟待整饬的。
参观完郴州大佛寺距今已快两个多月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总算有点轮廓了，遂以随记记之。
作者简介：杨舟平，陕西凤翔人，凤翔县法院高级法官，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凤翔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获市以上文学奖项数十次，著有散文集《情关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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